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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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困窘于既得利益集团结构,无法充分释放互联网潜力相比,改革决心与力度更大,现实束缚更少的中国互联网经济不仅自己实现了弯道超车,而且已经具备了带动全球互联网经济共同发展的实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电子商务在一带一路上的集成正在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的热点。物理上的联通,贸易上的畅通将为电子商务在一带一路上的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

最后,习总书记的五项主张并不是试图以一种传统的主权观念去限制现代互联网的发展,而是在安全、自由、繁荣并重的基础上提出的与时俱进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思路。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始终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包括互联网领域在内的任何领域,都不可能挑战这一政策。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与中国的经济一样,是融入世界而非隔离于世界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互联网问题与当地全球社会面临的问题一样,推动有关各方的密切合作,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互联网秩序,几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问题在于,对于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而言,无序的状态虽然给它们多少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也带来了滥用技术优势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负起责任的,有条件负起责任的,也许只有中国,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既是互联网自由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互联网混乱与犯罪最大的受害者。

编者按: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面对全球一网的新空间、新领域、新家园,如何在汲取以西方互联网技术为动力的传统互联网治理模式优点的基础上,坚持网络主权、网络安全,持续推动网络经济繁荣,需要充分体现习总书记“四项原则、五大主张”蕴含的中国智慧。为此,直面现实网络威胁,坚持“网络全球治理正在进入中国时代”的道路自信,是让网络强国梦想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愿景互联互通的重要思想基础。

更重要的是,崛起中的中国也的确渴望能有一块场域来实践自己对于引领世界的理想。在网络世界中,中国更有机会弯道超车。事实上,在全球政治日益动荡、经济停滞不振,现实中的负能量日益弥散的历史关口,网络世界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不凡的努力有可能引领世界数字经济发展,走出发展停滞不前的泥潭中。中国倡导的理念可能引领网络世界从霸权的丛林世界变为数字化的命运共同体。而中国也同样需要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因为相比于大国林立、既得利益结构高度固化的现实国际社会,在数字化的全球社会中,中国拥有更大的空间与更多的机遇去展现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国的治理才能,去获得一个具有天下情怀大国应有的权威,而这个权威也终将由网络辐射到现实之中。

其次,网络世界的发展离不开现实世界的支撑。电子商务、注意力经济正在成为网络世界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而这个基础的牢固与否其实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世界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西方经济低迷不振的今天,只有持续繁荣的中国经济能够为全球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机遇,也只有中国的引领才能最大限度地构筑全球网络世界的基础。“十二五”期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呈现产业规模持续增加、受众群体不断扩大、技术设施逐步优化的特点。“十二五”期间,中国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互联网经济在GDP中的占比持续攀升。2014年,互联网行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7%,超过了美国的同期水平。中国更是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交易市场,交易额和用户规模位居世界首位。

乌镇峰会顺利结束,全球互联网治理正在由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以西方规则为主要规则、西方互联网技术为动力的传统互联网治理模式,向坚持网络主权、网络安全与网络经济繁荣为基本导向的中国模式转向。这个转向的标志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互联网建设五大主张。这五大主张涵盖了从物理联通、文化沟通、贸易互通以及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归纳起来有三个根本的特征,即安全、繁荣与全球化。

首先,习总书记的五大主张,将网络安全提升到与网络自由并重的地位。这是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极端自由主义泛滥的有利纠治。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现代化更高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已经超越了技术、商务乃至交流上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人类全球化状态下的生活状态。这一生活状态与人类迄今为止在其他领域内进行的全球化尝试一样,既受益于自由、创新与多元,也受困于无序带来的危险、多元带来的冲突与解构带来的混乱。如果说在早期的互联网发展阶段,人们还可以用自由的代价来对互联网的失序进行辩护,那么在今天这种互联网生活直接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发现这种“自由的代价”不仅沉重且昂贵,而且在很多时候甚至已经构成了对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全方位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跨国犯罪正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新的全球化布局与犯罪能力升级,而国际司法合作体系尚无法有效回应这一严峻挑战。除了传统的洗钱、偷渡、贩毒等跨国犯罪活动正在以“互联网+”的视野进行重组之外,互联网本身也滋生出其特有的高科技犯罪形态,比如黑客攻击、病毒传播、虚拟货币黑市等等。尽管各国司法机关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互联网世界的一体性、灵活性、复杂性远远超过各国合作的有效性,这种以碎片状的国家为基点的互联网安全体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失灵。其二,日益激烈的国家间竞争、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文化冲突,让互联网有成为虚拟战场的可能。如果说在现实社会中,人类由于多次残酷的大战还多少积累了一些底线与共识,那么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中,人类的共识还相当有限。一些国家与群体在互联网中的行径已经严重侵犯了现实中的国际规则与国家主权,甚至丧失了对于人类道德伦理的基本尊重。互联网成为了间谍行为、颠覆行为与极端行为的战场,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极端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正在借助自由的名义,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与价值进行挑战。其三,互联网带来的经济机遇正在越来越体现出复杂的多面性,过度的贸易自由正在对经济安全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互联网+”的确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打破信息的垄断与不对称,便于交易的频繁发生,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也严重冲击了许多传统的线下交易模式,加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放大了注意力经济中的泡沫。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的安全已经成为中国与全球各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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